社會價值觀
半集體主義者與反集體主義者在許多面向中有相同之處。這兩個團體對於「自由」、「個人主義」、「競爭的私人企業」有一致的信念。然而,半集體主義者所秉持的並非如反集體主義者如此地絕對。他們的價值觀傾向條件性,並且需要透過知識與智慧累積的實用主義來證實。
他們的「實用主義」確信資本主義並非能自我調節。接續,他們也相信資本主義是運作經濟最棒的體系,不過,他們認為,如果要使這個體系有效率並公平的運轉,則需要精準明確的控管。即使它的誤差會很大,不過它是可以經過修正的。從他們的觀點看來,這門學問的起頭並非依據抽象的理論說明它是如何運作,也非我們期待它能怎樣運作,而是去研究整個體系自行運作的實際狀況。凱恩斯寫道:「最好是世界經濟的運作能照著經典理論呈現的方式走,這是我們所認為最好的方式,只不過,這樣的理論前提是人類免除所有災難。」吉爾摩建議:「跟凱恩斯有關的關鍵事實是他傾向實際情況的發生。」他視失業為一種難以忍受的災厄,拒絕接受它是無法避免,也不能接受這類情況能夠自救。他提出了補救措施,花了一些時間便使他的論述臻於完美。英國經濟學上的傳統傾向將抽象論理歸類為反集體主義思維之下的基本要素,這是凱恩斯所無法接受的。
實用主義的發展導致半集體主義者產生一種看法,他們認為政府的行為因其本質與限制無法在抽象的原則上站穩紮根,卻在一些特定的情況底下能夠以它所佔的優勢得勝。吉爾摩說道:「不管是採用實用主義還是有政府在當中插手干預,仍舊沒有什麼不變的規則,這些方法仍將取決於環境所擁有的條件。」
  貝佛里奇總是主張沒有任何單一的方式能達到完全就業率。最佳的途徑是綜合採用幾項方法:「我們在特定的某些領域裡,可能需要國家壟斷所有權。不過雖然私人企業在某些領域裡臣服於公眾的掌控,在其他的領域當中,私人企業能發揮自身完全的能力,免除被掌控的危機。」以上的途徑在哈里斯略述貝佛里奇對社會主義的態度中,恰巧能緊密接合。哈里斯寫道:「貝佛里奇強調社會主義並非為一項原則,也非解決問題的工具或者是最終的目的,而是一種技術,當我們找到其他方法解決問題時,社會主義必須包含在實用基礎的要素之內。而當成功時,我們就持續進行,不過一旦失敗了,我們就必須遺棄它。」
高伯瑞的觀點與貝佛里奇相類似,他的看法是:「無論是市場亦或是規劃,都無法預期任何天然的優勢…錯誤在於行為的決定以普遍為根基。」因此在私人和國家資本兩者中做選擇時,會取決於能否發揮最大的效用為優先順序,也就是說,是以其實用性作為考量,而非意識形態。在高伯瑞的看法中,國家在經濟和社會議題上扮演著較廣泛的角色,這是他所指稱的「新社會主義」,這類看法並非意識形態,而是在環境的壓迫下自然發展而成的。
由於受到強大的人道主義影響,這類實用主義並不牢固。這與人性對資本主義的解釋有關,也影響了凱恩斯、貝佛里奇、麥克米倫和高伯瑞等經濟學家在他們不同的研究階段中,基於不同的理由來探索這個似乎殺傷力極大的經濟機制。關心失業率是凱恩斯研究的主要重心。瓊‧羅賓森說道,「他對生命的基本態度是美學多於政治的。他痛恨失業,因為它不但愚昧、貧乏又醜陋。」莫格里吉描述凱恩斯對世界正反兩面的批判,表現出凱恩斯關心世界的熱衷程度。即使他持有許多典型的保守人格特質,他對於社會亂象的關注以及對災難的多愁善感使他質詢正統經濟學的依循性。貝佛里奇展現出最基本的人道精神,這在他所定義的「完全就業率」當中可以明白地得知。他說,所謂「完全的就業率」是指工作永遠多於失業人口,也就是說,勞力市場應要使賣方大於買方。一個在購買勞力遭遇困難的買方會產生不便,也會使他的利益受到虧損;然而,賣方,也就是勞力無法找到他的市場,則會導致無用的勞力人口。「這種情形的首要困難是煩惱或損失,再者是個人的災難。」在貝佛里奇眼裡,失業導致最大的邪惡並不是物質上的財產損失,因它乃是身外之物,而是人似乎覺得自己無用,不被社會需要。凱恩斯和貝佛里奇都接受高伯瑞的評斷,認為社會最重大也最困難的工作在於,要如何驅逐痛苦、緊張、遺憾和無所不在的無知來達到追求快樂、和諧及成功的最終目的。
自由是半集體主義的基本價值觀,在凱恩斯讀過海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of Serfdom, F. A. Hayak)之後,他寫信給作者,「關於作品的內容,無論是道德上或哲思上,我都與你的意見一致,不僅是一致而已,而是一種深切的感同身受。」然而,他繼續寫道,「在規劃上,我們卻分道揚鑣。」貝佛里奇則在許多的場合中強調,他的理想境界是自由的國度裡有著完全的就業率。他提出幾項基本的特權,例如,自由的信仰、演說、書寫、閱讀和教授。無論是政治上或其他的目的,皆可擁有集會遊行的自由;對於自身的工作權和個人所得的管理也都能自行決定。以上指出的條件比起完全的就業率更為珍貴。然而,時至今日,這些關於自由權的途徑僅是實質上的實際,也就是說,相對於自由,某些限制對追求特定的目標讓人們較能接受。並非所有的自由都是必須的。
貝佛里奇也見到,反集體主義者漸漸地淡忘或忽略了一件事:「自由權」所呈現的「自由」不只是政府自由放任的權利而已,它所指的自由是解放了剝削奴役的經濟、貧困及骯髒等社會亂象。正如哈洛德‧麥克米倫所言:「唯有在人們放寬自由的限度時,貧窮才因而消除。」
  半集體主義者相當著重於個人主義、私人資本和自我救助。這些信念是他們之所以偏好資本主義勝過其他經濟運作組織的根基。凱恩斯提及「個人主義的傳統優勢」,並進一步地去描述這些優勢:

   「個人主義部分的優勢是攸關效能-地方分權和自身利益的優勢…等等。
然而,倘若我們能夠除去缺點和它所引發的傷害,那麼,與其他的機制
比起來,個人主義可說是捍衛個人自由最有保障的機制。它大大地開拓
了人們決定的權限與實踐,它同時也捍衛了世界上各式各樣的人,無論
是擴張個人決定的權限,還是在均質或極權兩種狀態間比較得失,都能
夠精準地展現出來。」

  對於凱恩斯而言,個人主義和私人資本之所以那麼重要,取決於它們是個人革新及初步開發的重要資源,它們都是從多樣豐富的個人意見裡湧現的新意。貝佛里奇也採了凱恩斯的觀點,他寫道:「或許政府能操縱資金,不過,在一個自由的國度裡,政府所能操縱的事項非常少。一個美好社會的建立並非取決於政府,而是取決於人民是不是獨立自主,亦或是他們彼此間自由地相互影響。」貝佛里奇說,為了要安定維持社會的「完全就業率」,在他的計劃藍圖裡,是要讓個人資本處於僕役地位而非掌權。
平等與否的界線,半集體主義者從費邊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兩方思想發展出相當清楚的邊界。 他們基於一些理由來抵禦一些社會上的不平。對於一個自由又有效率的勞工市場而言,貝佛里奇視不同的回應及報酬為相當重要的指標。他以此作為結語,說道:「透過努力得來的經濟報酬或失敗得來的懲罰是二選一的選擇題。」凱恩斯也論及不平等之下的社會或文化事實。哈羅德說,在凱恩斯的觀點裡,「首要提及的是,國家以『美麗人生』的態度及方法,以提供現代文明所能供應的成分,來給予熱心感知的人民一些利潤。」他也相信,「為要完整推行有價值的人文活動,發揮其功能,這些活動必須帶有賺取利潤的動機,具備私人財富的投資環境。」
然而,凱恩斯在《通論》一書中做結論,他認為某一特定對於不平等的歷史辯證已經隨著時代失去意義。「財富的成長,一開始仰賴富者的自制,而最後被設定作為一般的推論,使得原先的仰賴很有可能成為阻礙成長的力量。對於財富分配極不均所產生的各項社會辯證,無論是先天或者是後天造成的,我們都必須除去。」如果成長是倚靠花費而非儲蓄的話,那麼,不平等會是一種機能不良的障礙,而平等便是促進機能運行的利器。
吉爾摩三度地抨擊平等主義,並且暗暗防護不平等。他認為平等主義在經濟上造成了慘重的損失,這是因為:
  對於那些從事艱困任務,並且獨自承擔責任的工作者,我們無法給予適當充足的報酬,那麼,便無法創造一個具有競爭力的經濟環境。因為這些工作者,他們是為了報酬而從事了具有風險的責任,同時,在他們開始承擔這份任務前,他們已歷經了長時間的訓練,使他們能符合工作資格的基本需求,以期實踐他們的專業能力或是職責。 
  他也相信,平等主義也會使社會凝聚力式微,而非強化作用。這些政策的施行必對自由產生威脅。
  另一方面來說,半集體主義者在平等與否的態度上,就與反集體主義者有顯著的差異。他們並非平等主義者,不過他們認為不平等不僅應該也需要降低其發生。吉爾摩認為半集體主義者對於平等的看法,與海耶克的立場相比,較接近保守主義者。不過他表示,雖然保守份子並不喜愛對於民眾施加不平等的經濟負擔,然而,他們卻能輕易地想出收入分配制度。這個制度令人無法忍受,也需要再調整,比方說累進稅率。相反地,反集體主義者認為,不受歡迎的市場機制會傳遞一些訊息給予任何一個政府,藉以修正社會分配的機制。
貝佛里奇為了追求更高的品質,也強調了道德與經濟並存的方案。關於道德辯論,如他所見,就是假若等量的財富,分配範圍廣泛比起集中管理更能使民眾幸福。這個經濟方案的發生,是以經濟蕭條為背景,因而財富和收入的分配較為平等,使需求集中湧入,並且達到完全就業率的終極目標。然而,所有的半集體主義者,他們對於關心貧窮所帶來的問題,這比起追求品質還來得重要,也使他們的看法與其他主義有明顯的差異。「貧窮」是他們首要關注的社會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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