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和國家
非集體主義者對於社會的分析,主要著重在幾乎完整的經濟運作機制。他們本質上守舊,接受了世界運行的社會和政治規範,對於階級分層並沒什麼話好說。唯有高伯瑞嚴肅關注權力問題。
至於社會組織,半集體主義者描繪社會時,認為它的一致是多於衝突的。然而,比起反集體主義者,他們對於統一市場機制的力量,並沒有太過重視。貝佛里奇和吉爾摩都明白表示他們對不規律的市場機制堪憂,因為它容易在社會的各階層中有所區分,成為反對和衝突的根源。不過,他們卻沒有將階級或族群差異視為無法妥協的現象,而是看到它們在社經上的發展。它們幫助減少社會壓力的貢獻。高伯瑞認為,在美國,經濟成長的衰微與收入分配模式有關。他建議,經濟成長的功能是化解不平的一種溶劑,歸因於三個理由:首先是,它增加了社會的流動性,以致於減少對於不均的憂慮。再者,由於富者顯著的消費,使得他們減少了利潤,呈現了不均的現象,導致經濟的衰退。第三,經濟成長培養了社會更廣泛的多元發展。僅靠財富的聲望已與政治家、技術專家、經理、電視明星等等所產生的聲望相抵。
  半集體主義者對於經濟機制的中心元素,就是對無紀律的資本主義的嚴厲評論。然而,這些批評需要仰賴對其基本的認識及把握。資本主義的主要裝置是-競爭、私人資本、獲利動機、價格機制和自由市場。當它受到充分地修正和規範時,這些裝置可成為經濟活動的最佳基石。的確,大衛‧歐文說,經濟只有在混合經濟的框架之下才有成長的可能。純粹資本主義和純粹社會主義則無望達成這個目標。以經濟發揮其最大效能為前提,威廉•羅傑斯以近似的辭彙來強調「自由市場」其令人無法接受的特性,以及操控獲利、競爭和銷路的基本市場要素。處於自由競爭市場、趨近最大效能的工作和透過重分配的社會改革政策而造成更好的均等,此兩者之間並無矛盾。半集體主義者對於資本主義的批判可以透過四個主題來窺知一二──資本主義並非自我控管的;資本主義既浪費也沒有效率,而且會導致資源分配錯誤;它自身並非是廢止不平和貧窮的工具;它創造了許多威脅政治穩定的環境條件。
一個自我管理的經濟運作體系,其宗旨令人感到非常舒適。它包含了兩個基本要件──無論在經濟或政治的背景之下,國家管理行為都非所需。在經濟的背景之下的國家行為之所以不需要的原因,根據薩伊的《市場定律》,自動化生產為自身創造了充足的市場需求。高伯瑞說道,「任何一個人,不管他是否接受薩伊定律,在1930年之前,社會皆以這個基本測試來辨別他是經濟學者,還是妄想者。」
一個自我管理的資本主義也不會產生任何的政治問題。消費者擁有無上的權利,因為市場競爭確保他們擁有無上的權勢。無論是消費者還是工作者,他們都不必擔心被剝削,因為無論他們到哪兒,都只需按照他們原先的慣例或勞動來從事消費或工作。引述高伯瑞的話,「如果公眾的選擇是權力的來源,組成經濟體系的機構或組織就無法擁有權力。他們僅是促成最終選擇的一樣工具罷了。」經濟體系也因此民主化了。經濟和政治事務的最終權力取決於個人。「因為公眾透過消費負擔責任了,因此他們無須政府的干涉調停。」
凱恩斯給與「自由放任」嚴厲的評論。他說,「在經濟活動裡,並非每個人都擁有既定的『自然權利』。對於那些擁有或獲得的人而言,並沒有任何的約定來保證他們是否能永久行使這些權利。這世界上的命運並非取決於天,以至於私人和社會利益之間無法一直同時發生。」不過,凱恩斯最大的成就在於,他破壞了自我管理的經濟體系概念,並且又針對新的經濟體系提供了理論性的支援。他說,戰爭期間的經濟蕭條相對於薩伊定律而言,是有效駁斥。不僅如此,這個現象也證明,沒有任何的技術性條件可以解釋為何供應和需求之間必須要取得平衡。Stewart說,這般的分析是既戲劇性又勢在必行的。戲劇性是因為這個分析是以既已存在的經濟理論來起頭;勢在必行則隱約表露出這個需求,在政府尚未考慮衡度之前就已明朗化了。
凱恩斯視市場經濟的關鍵弱點為需求的不足。貝佛里奇則認為勞力的需求並非只是不足而已,因為發展的方向已經錯誤了。因此,他希望政府能就以下三點來運作:一、維持開銷的總額數;二、控制工業發展地區,引導其至勞力需求不足之地;三、穩定已整合的勞力流動性,以期符合工業未見之需。
  凱恩斯預期了一個毫無紀律的經濟體系所造成的失敗,以此為鑑來確保足夠的需求能避免經濟蕭條和失業率的提高。貝佛里奇也持有相同的預見。高伯瑞也同意這個討論,並將其應用至一個富裕的資本主義社會,這個資本主義社會是凱恩斯革命成就出的基本產物。凱恩斯在經濟管理上的技術使得人人都有工作,這使高伯瑞認為造成高就業率的經濟體系迫切需要政府的控管。凱恩斯希望,透過政府妥切的經濟政策,能讓經濟體系再度回復自我管理的局勢。高伯瑞認為凱恩斯的看法是無法實現的夢。歐文和羅傑斯則相信,市場競爭會因為政府的管理提供人民最佳的需要。 
 高伯瑞建構的主要理論之所以那麼有力,是因為技術發展的結果增加了工業對於國家資助的需要。工業需要高度技術熟練的人力資源,這需要仰賴政府的供應。它也必須要有人冒險投資這些前途未定的產品。新產品的發展需要的是大量預先投入的資本、時間還有人力資源。工廠必須對於自身的產品有信心,相信最後的努力會開花結果,這個產品將會開發出自身的市場競爭力。在這個情形之下,「聚集需求的管理……對於工業體系而言,會是一個有組織性的必要條件。」
一個富裕的社會和一個相對貧窮的社會間,就國家對需求管理的必要性而言,前者大於後者。這是因為在富裕的社會中,儲蓄和消費對於個人和全體的選擇和決定都較於後者來的重要。「結論是,」高伯瑞說道,「因此,在一個高度富有的社會裡,消費和需求會比在一個貧窮的社會裡還要難以信任。當現代科技需要付出高代價和長期的養成時間,而需要對市場有更確定的方向時,他們便失去了他們的依靠。」所以,市場真正的敵人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先進的科技。
高伯瑞進一步地說明這個理論,認為如果缺少國家的干預,這個所謂「巨大公司」運行的計畫,就會在初步階段受到經濟蕭條的影響而產生動搖。經濟蕭條或衰微在較為單純的經濟體系中,並非自行管理的,不過,它們也會逐漸累積而成。在較為單純的經濟體系裡,許多的自然機制會自行運作,來停止經濟活動的向下累積。不過,在這個計畫機制裡,這些自然機制並不會啟動。價格是由它來控制的,所以不致下跌;工資也因為貿易聯盟力量的增強而不致減少。
  高伯瑞也再進一步地說明,由於先進的資本主義沒有能力去操控通貨膨脹,所以它無法自行管控。早在一九四四年時,凱恩斯也預見了這個問題,「毫無疑問地,」他寫道,「我認為,當我們將集體協議和完全就業率兩者結合時,一個嚴重的問題便會隨之發生。」在他的觀點裡,這是一個「政治」而非「經濟」的問題。貝佛里奇也預期了這個問題,不過他是以三十年對於通貨膨脹的經驗來預見其發生。高伯瑞再次強化他的分析。造成「工業體系與其組織特徵」通貨膨脹的主要因素,是價格不再取決於市場,而是公司本身。這個現象表示,在未來,個人企業頂多僅是建立出工資需求的象徵性拒絕,因為透過提高價格就能負擔這些錢。除了國家之外,沒有任何體系或組織能夠供應一般廣泛的控制。因此,國家行為是無可替代的。
針對資本主義,凱恩斯和貝佛里奇似乎持著和高伯瑞相異的評論。事實上,他們的論述都強調資本主義與其缺乏自我管控的能力,也建議採取公開行為,因為它能在不摧毀這個體系的前提下反敗為勝。哈羅德提及凱恩斯的論點,也能在高伯瑞和貝佛里奇身上貫徹。哈羅德寫到,「凱恩斯一生致力地去了解這個運作機制的問題所在。這顯示出他希望我們能讓這個機制繼續運作。事實上,這也顯示了他到底就是一個個人主義者!」
  針對不規律的資本主義,半集體主義者接著的主要控訴是,它是浪費又缺乏效率的。而且,它也會導致人們對於資源分配的不滿。戰爭期的浪費而導致的經濟蕭條都使得凱恩斯和貝佛里奇感到恐慌。貝佛里奇強調,「我們的產能,如果運用失敗的話,會是一種惡的無盡延展。」在他的社會保險計劃裡頭,他論及,戰爭期間,欲望可能一度被廢止,而這也是政府所必須作的。凱恩斯表達出他一貫深刻的堅定來面對所謂的「經濟問題」,簡單來說,就是「欲望」和「貧窮」所帶來的問題。還有,階級和國家之間在經濟上的交戰是一個可怕的渾沌時期,它是一個交替卻又不被需要的過程。
對凱恩斯和貝佛里奇而言,這個問題是資源使用過量而導致的。而高伯瑞則認為,這個問題在於一個成功的經濟體系如何正確運用其豐富的能量。他把私有制的富足和公有制的貧困悲慘相互對照,並認為這個對照在一個先進的資本主義經濟裡是無所不在而且具有衝擊性的,但這是與生俱來的特性。這樣的對照不僅具有攻擊性,也很危險。「一個社會結構嚴謹的社會底下,它遠離了誘惑的羈絆。人們處在這個社會接收到的公眾事物也同樣的嚴謹,而且絕非富有。」如果它民風嚴謹,那麼犯罪、破壞國有物、暴力、藥物濫用等社會問題就較可能激增擴散。
在高伯瑞往後的著作裡,他將社會之所以極劇不平衡的理由設限於資本主義的本質上。他了解到,並非所有的公眾事物對於人民都是一種資源的剝削。「當將公眾需要視為考慮的因素時,這種權利的剝奪是好的。當強大的工業組織的需求對國家產生一種壓力時,這種權利的剝奪則是不存在的。」國家防衛組織、研究以及科技發展,陸海空交通管理都受到重視,因為它們都強烈地被人民需要。但是,對於病人、老人、身心障礙者的養護照顧、娛樂設施的提供以及貧窮造成的社會問題,並沒有像先前的問題受到強烈的重視,也因此被忽略掉了。
由於這些價值觀造成的後果,半集體主義者無法容忍資本主義與其不規律的資源分配所造成的浪費和行為模式。半集體主義者並沒有將這些疾病視為必然的現象,反而因為這些疾病的發生,他們更是主動以適當的方法來加以管理、規範以及消弭。
半集體主義者針對資本主義的第三項控訴是,繁榮景象的普遍發生、廢止貧困和不平,這些對於經濟發展來說,並不是自然而然發生的。貝佛里奇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見解。他指出,在一九○○到一九三九年間,經濟繁榮的普遍成長和實際提高的人民生活水平已縮小了人民的欲望,不過,仍然帶有相當大的問題。結論是,「道德是現今社會所需要的新指標,我們需要用它來散播財富。」
  高伯瑞也指出相同的事實。這個論述透過了時間和其快速的成長而獲得更有利的證明。他強調,輸出總量的增加,「加大了位於收入金字塔最底層和最頂端的差距。」他極力鼓吹行為合宜與舒適是收入需要的理由。收入必須發揮其正常功能來保障所有的人。對他來說,以經濟成長來終止貧窮的失敗是伴隨社會分配不均而來的面向之一,這對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來說,是必然的結果,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製造了不平和貧窮,而且問題永遠存在。
半集體主義者針對資本主義的第四項控訴是,部分的利益等同於公眾利益,所以產生了許多威脅政治穩定的條件。在美國主導部份利益的是美國的計畫系統。為了要生存和促進繁榮,先進的資本主義必須培養一種民族精神來鼓舞民眾去認識並消費他們的產品。因此,生產變成了「神」。工業擁有開啟美好生活的鑰匙,這門並非是通往天堂的。當工業需要政府的協助時,政府便與以協助,這是因為,服務工業及產銷的也必服務國家公益。計畫系統的能量所在是科技結構。它是由最具聲望、最富有的也最具組織性的社群組成的。因此,他們以大量又嚴謹的公眾政策控制局勢。
服務這個科技結構的,它保護其自治權的決策者、促進經濟成長、穩定團體需求、接受超高薪資的要求、供應符合資格的人力資源,還有一樣不可缺少的關鍵要素是,它需要政府義務的協助和投資,而它,就是公眾利益。
這個組織系統的主導權、其利益的成立和公眾利益的幫助,說明它無效能、不平等和其它資本主義者也具有的缺陷。高伯瑞認為國家的殖民化就是在先進資本主義社會裡,在經濟和政治上的主要缺失和弱點。如果他們要對資本主義進行改革,那麼國家的殖民化也將會是一個難以跨越的鴻溝。
以下,高伯瑞針對這個體系的潛在危險的辯論做結:
  一個自由的國家,除非國家的人民能對其忠誠,否則這個國家就無法生存。除非他們能從國家取得所需的庇護和其它的好處,否則他們便無法對國家忠誠。對人民宣導競爭的好處和市場干擾的危機並沒有辦法滿足那些正遭遇大麻煩的民眾。如果國家對其人民沒有興趣,那麼他們要如何國家產生興趣呢?
因此,在保守主義者眼裡,根據海耶克教授的說法,他認為,因為經濟自由主義的特性是嚴格刻板又不善製創造群情感,這些特性對於政治上的自由絕無保護的功能,反而是一種威脅。
對半集體主義者連續統上的相同案例,雪莉‧威廉斯則以不同的觀點來討論。她說,「戰後的西方世界,動盪不安。一個社會福利國家具有相當重要的元素來穩定政治。」
儘管充斥著許許多多的論點,在半集體主義者眼裡,到底什麼是需要的,並不是資本主義的地位被取代,而是它可以被統整和改革。凱恩斯不相信革命是驅使經濟進步的必要工具。貝佛里奇也持相同的看法。社會主義的必需品,也就是國有化的生產手段、分配以及兌換,以上的這些方式還沒有被證實其重要性。然而,若能證明私人企業的廢止能使就業率達到百分之百的話,那些方式便有了它們的效果。
凱恩斯花了他幾乎一輩子的時間來評判資本主義體系運作的缺失。在他心中,仍擁有強而有利的基本原則來支持他的論點。在他的論文《自由放任的終點》中,他強烈地抨擊資本主義,並針對它寫出一些回應,「雖然資本主義在許多面向都是令人感到不適,但當它能有智慧的運作時,它會比其他的機制更有效率地達到經濟目標。」Seymour Harris認為凱恩斯一生的使命,是要保護資本主義,而不是要摧毀它。
出於非政治的立場,貝佛里奇也同樣為了社會保險和確保就業率來強調他的計畫。他強調,他的計畫並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他堅持,「現代社會裡,站在經濟體系的最高點的是人們自身的良心。」
凱恩斯和貝佛里奇與經濟大恐慌時期的資本主義有關;高伯瑞則和富足社會時期的資本主義有關。即使對象不同,不過,他們的態度都明顯地相似。在高伯瑞早期的著作中,可以讀到「無管理、皆可接受的選擇」到「資本主義和選擇機制」的內容。比較起來,要在這個進步的工業國家維繫其複雜的經濟體系,公有制是反應遲鈍、較不實際的手法。在高伯瑞晚期的著作中,他對資本主義的特性上的批評逐漸地增加。高伯瑞也開始相信,某些特定的任務,對資本主義來說是無法達到其滿足的。比方說,城市所最需要的服務和事物,它卻無法供給,……這裡所謂的現代城市,探究其本質,便是社會主義事業,而這類的地區和服務一定會被資本主義和集權政府移除。
但是,它除了具有新社會主義與其實用性和非意識形態以外,高伯瑞似乎持續地將資本主義視為生產和分配的主要體系。他一直視資本主義為正常的運作。不過,當它失敗了之後,即使我們有一點點的悔恨,我們也會即刻地轉向,就像是商人一般地見風轉舵,並且接受社會主義作為整個系統必要的一般特性。
資本主義的缺陷、弱點和不良要如何來分析,在後續的提案裡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半集體主義者的分析是,透過政府行為會使得所有的事物都變得美好。高伯瑞的分析報告則是一本最極端的提案。不過,即使他一遍又一遍地將資本主義的惡描述為一種「系統」(systemic,這是高伯瑞最喜歡的單字之一),他仍堅決地相信,要減緩這些「系統的」、「與生俱來的」和「組織的」惡,並不需要去摧毀或替換資本主義的基本機制。簡單地說,高伯瑞和其它的半集體主義者正在尖銳地評判資本主義,這是因為他們想要改革資本主義。他們希望能從中挑出缺失和導致失敗之處,以便能獲得治癒。而高伯瑞對資本主義的評論,並非是為了摧毀,而是革命!
  那麼,半集體主義者是如何看待這個政治體系以及國家的呢?基本上,他們所處的位置是介於反集體主義者和費邊社會主義者之間。這兩端對於國家行為有極大的差異,前者是根本的焦慮,而後者則是根本的熱情。不過,因為多數的政府有能去避免成為利益團體,這些民主正論者也因此或多或少感到焦慮。他們對於官僚的看法也有所改變──起初,他們充滿了服務民眾的熱情,樂意為國家和公眾利益竭盡付出──可是,他們最後也瞭解到,政府官僚最後也侵佔了政治家的權力了!不過,基本上,他們對於政治體系的焦慮是技術上的少量,而非實質上的。
  半集體主義者並沒有花很多工夫去了解什麼是國家,或國家是如何運作的。不過,在他們的著作裡,卻能發現這樣的思維:國家和中央政府是一樣的,他們看待所有的事物都是不受限而且中立的。Sweezy說,所謂的「凱恩斯」慣例,就是把國家當作解圍的老大哥。當所有人都遵循資本主義的規矩時,他們陷於兩難的處境而無路可走時,他們就會採用這個「解百毒的良藥」。不過,凱恩斯或是貝佛里奇為何會將國家視為利益衝突的界限範圍,是沒有什麼線索可依循的。他們認為國家無論在經濟體系裡、在私人企業中的表現以及在國家所得的分配當中,都足以扮演一個獨立審判的角色。
哈里斯也提到貝佛里奇對國家本質和整個社會利益的認同都有非常高度的積極看法。「國家的行為能好轉市場運作的不足之處,而且會為人民提供足夠的保護和好處。」吉爾摩對這個說法深具信心。這並非是社會中特定利益底下的創造物,它是可以獨立活動的。當然,國家可以對自由產生威脅,不過,「一個有邊界的國家並不是一個敵人。」如果國家和個人之間是存在著敵意的,那麼,他們彼此之間可是理解錯誤。因為事實上,他們是相互依賴支撐的。
高伯瑞並沒有完全接受這個「樂觀」的概念。當這個概念被提出後,事實上,高伯瑞相當地明白,國家,事實上就是經濟利益主導下的創造物,也是他所謂的計畫組織。如果將這些利益視為公眾利益的話,這個組織的運作已經成功了。不過,基本上,國家行為僅合適於計畫組織底下特定的利益,而非一般利益。儘管如此,高伯瑞相信,國家將從部份的限制中獲得解放,不過,卻會因為計劃經濟和公眾利益彼此的背道而馳,以及公眾意識的覺醒,在基於公眾的目的之下而再度被擄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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