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扮演的角色
半集體主義者相信,對於未來社會所有的公眾利益而言,政府是一個獨立個體,在基本的實際層面上,政府行為可以有所協助。在一九二四年之前,凱恩斯認為自由放任主義必須捨棄,不過這並非輕蔑一個好的傳統信念,而是因為,無論我們喜歡與否,我們已經無法預見其成功了。
五十年以後,吉爾摩正巧也對同一個詞「自由放任主義」發表意見。他說,「自由放任主義並不是一項選擇。」這個見解是以高伯瑞的「社會主義」為條件基礎所發表出來的──僅視一塊又一塊的社經生活為一般的科技發展之後,公眾管理便沒有選擇的餘地了。
  哈里斯在最終的討論時,有個論點與貝佛里奇極為相似,「貝佛里奇對一個已計劃社會的最終交托,不能視為他內心喜好的回音,而是要視為一種不甘願的承認。這是因為,他所相信的已經成為了實際的需求。而這個需求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以其他的方式來管理複雜的工業社會已經顯然失效了。」
政府干涉調停的基本實例是實用的。行為的程度和範圍也都是基於實用的因素。如吉爾摩所說,「政府活動並沒有既定的前線位置。」範圍的設定是基於經濟和社會的目標和需求來加以劃分,而非仰賴抽象的理論或信念。政府行為若要達到這些目標,也是需要根據不同的情況做更動。人類與社會的需求和目標比抽象的原則來得重要。
第二個重要的方向是,半集體主義者和費邊社會主義者,兩者之間在態度上的差異是,費邊社會主義者基本上把政府當作多變社會所需的工具,反之,半集體主義者則是在保存某一特定的社會與經濟體系。政府行為可使半集體主義者眼中所見的當作推動經濟生活的基本機制,使其能作更有效的發揮。
第三,我們所需要了解的是,半集體主義者對於「政府」這個角色的觀感強調的是他們對於政府在經濟上的干預行為有所躊躇和疑慮。貝佛里奇對其很清楚明瞭,並以一句話作結,他十分相信政府應該盡到所有的責任使社會上的所有人都能得到工作,達到百分之百的就業率。在他不同的生涯階段,這個信念引導他鼓勵政府控管生產方式,並且也鼓勵國家在需求上的管理也能充足。部份的半集體主義者無法像貝佛里奇一樣,他們對國家缺乏信心。吉爾摩說到,「沒有任何保守黨員會想要替代公僕或政治家對投資計畫的可行性決定適當的銀行員或專業人才。」羅傑斯也一樣擔心,「假若一小步就會使得英國工業最終停頓的話,那麼這個決定將會是一個決定性的轉變,從會議室做的決定,一直上達到英國國會、英國皇宮做的決定。」半集體主義者不希望政府控制經濟,只單純地希望他們能在那些機能失常的地區提供治療的方法。
所以,即使半集體主義者相信政府在社會和經濟生活上能扮演著積極的角色,他們仍要仔細地強調他們對政府活動的限制程度。在一九四五年,貝佛里奇說道:「身為一個極端份子,對於國家控制或公有制來說,即使惟有它們才能治癒特定的罪惡,我也不害怕。但是,我的傾向仍是反對它們的。」「這篇報告的基本原則,」在他寫的《完全就業率》中,「是打算讓國家從事那些只有國家獨立能行使的事物,或者是國家能作得比其他當地的主權、或單一或集體私人企業組織還要好的事物。或是挪移給能作的跟國家一樣好,或比國家更好的其他企業。」
  半集體主義者的新思考路線在一位社會民主黨的領導者的著作裡浮現。這項新路線強調的是權力的分散。他們不願意見到權力都歸於英國皇宮和國會。大衛‧歐文說道,「一個真正的民主是權力漸進的轉變,從英國國會往外擴展到城鎮、鄉村,擴展到社區、左鄰右舍,到病人、房客和父母。」這樣的想法很清楚地表達傳統半集體主義者另一個面向的焦慮。他們焦慮的是權力都集中在中央政府。
  儘管他們的焦慮揮之不去,對於政府的限制也有諸多的壓迫,半集體主義者的看法顯示出,從品質上來論,政府活動擴展了新的範圍。根據一位檢閱《完全就業率》的讀者指出:
  在一九三○年代,有過多的經濟思維賦予了中央政府雙重的功能,它既能自行運作事務,也能在閒暇時刻修補資本主義的漏洞。另一方面,貝佛里奇的理論是,一個運作事務的國家,不能忽略掉其在資本主義底下的行為影響力,它必須要調整計畫,以便政府和企業能聯手達成完全就業率的目標。由於因為偏好合股的原則,我們已經捨棄了醫生開藥給病人的概念。不過,合股的股東必須要符合資格,這樣,當事情不對勁時,政府也才能夠負責任。
  因為自身的猜疑、對政府的厭惡,還有摧毀五個巨人的強烈決心,貝佛里奇因此而心神破碎。自由的原則帶領他找尋一些他所相信的,並將這些原則應用到政府行為中,然而,另一方面,他深刻地關心社會問題,使他看到一些法令的廢除正確又合理地犧牲掉許多較不重要的自由權利。
  凱恩斯和貝佛里奇一樣,他也相信政府行為須受限,限制的劃分必須歸因於政府行為能否達到私人所無法保護到的結果。
  國家議程最重要的部份,並非關於私人企業已經能滿足的活動,最重要的部份乃是,被棄置在個人這一面以外的功能:做決定的功能。假如連政府也無法為其做決定,那這個問題可真的就無所適從了。所以,國家所做的要事並不是做那些個人便可行之事,然後評斷好壞,而是要做那些現階段完全都還沒開始動起來的事物。
  這幾年,凱恩斯較能容忍政府在社會和經濟生活上所做的干預。不過,這僅是他基本的看法而已。要將政府的干涉及活動所造成的無可避免性和它的限制結合實際上並非易事。高伯瑞指出。凱恩斯不疾不徐地為國家服務與活動開展了寬廣的路。
  比起凱恩斯和貝佛里奇,高伯瑞則對國家行為的需要有著較為寬廣的見解。在他的看法裡,社會和經濟發展線已擴展到集體主義者的解答所能應用的地區。但是,私人企業和自由市場以一般的解決模式來運作,可是卻無效果,使得我們不得以去針對集體主義做一些相關規範。這樣的集體主義並不是原則性的,而是一種需求。
  因此,這些半集體主義者相信,一旦框架設定好,自由市場體系就有能力自我運作;他們相信,私人企業擁有一種天然的優勢,因此成為首創的來源和自由的堡壘,以及他們對政府的質疑在於,政府行為對於自由是一種潛在的威脅,但也同時是一種必要,因此政府的角色必需有所限制。
  他們都贊同國家的責任和能力。國家有能去管理整個經濟以致於能夠確保人民的需求,以致於確保完全的就業率。凱恩斯認為要完整保存現存的經濟形式、將個人創新發揮最有效功能,這樣的行為是唯一最實用的方式。貝佛里奇也同樣地鼓吹政府能盡到維持足夠全額開銷的責任。他並強調,這一項功能明確地付諸實行,因為它現在的功能是避免人民遭受外地的攻擊,以及避免遭到搶劫和家暴的侵害。國家必須要負責任,因為其他的權威或人並沒有如此不可或缺的力量。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說服了貝佛里奇一件事──在計畫和民主之間沒有不相容之處。
  凱恩斯基本的關注在於經濟管理的借助。它提供了一個框架讓自然力量能夠運作。貝佛里奇與社會目標後的計畫經濟有很大的關係。貝佛里奇反對特定的路徑,這是因為這些路徑在社會上是不被人接受的。公眾的投資用來償還私人資本的波動是不被人接受的,因為公有的投資太過於重要以致於無法時時彌補私人花費上的鴻溝。在相似的背景之下,貝佛里奇拒絕擴大私人花費的途徑,拒絕將其是唯一的解決辦法。他認為這樣的政策是不可能有效果的,而且,它與這個問題一點關係也沒有。個人企業依然無法自行運作許多基本服務,也或者,他們能靠金錢解決這個問題。只是,比起集體配給的資金,他們的花費太大了。
  凱恩斯的著作對於公眾開支擬定了新的合法性。傳統新古典觀念是,為要使私人企業正常運作,而擴充公眾開支,這是危險的手段。這是因為這樣的投資吸收了許多資源。這些資源或許能在工業上獲利不少。如凱恩斯所想的,假如想要的儲蓄超過了想要的投資時,這時,因為私人投資的緣故,人們便不再需要公眾開支。這樣的結果也並非定義上的不好及浪費。
  經濟管理的目的是確保完全就業率,除此之外,對於國家行來說,它還有別的引申涵義。貝佛里奇猜測,「採取國家的價格政策可能達到完全就業率,這個舉動是自然且無可避免的。」高伯瑞也從這個議題出發,並藉此再做延伸。再一個高度就業率的國家裏,規範國家的薪水和物價是對抗通貨膨脹的唯一方式。吉爾摩也相信,擬定關於薪資的政策,是政府的基本責任。歐文認為,我們所必須要發展的是對薪資、投資、價格、獲利和生產力,來擴展政府的活動。當然,這樣的政策必須有對象:我們是要保存現階段的分配模式,還是要做改變?
  關於社會福利目的的計畫,半集體主義者認為,政府責任的起點是從一些社會上的任務開始的。這些任務不但必須,而且也唯有透政府行為,才能夠達成。貝佛里奇說:「在英國,人們必須貫徹許多重要的生活需求,以期達到健康和快樂的水準。」「而這些需求只能透過一般大眾行為來達成。」他又說:「如果國家責任無法有所延伸,我們無法克服社會之惡。」貝佛里奇以厭惡的心情回想戰爭期間的經濟,他說,其主要特徵是兩個病源─生產資源的廢弛和悲慘的社會惡源。因此,首先標的是計劃經濟,接著才是社會計劃。國家必須領導全體,因為國家是唯一能領導防禦的體系。唯有國家,我們才有重建的可能。我們必須征服這些擋在路中間的巨大障礙,因為,它們是一種暴君式的轄制,也會帶來悲劇,而悲劇會產生恨意,使社會亂象持續擴大。
一九七○到一九八○年代,原本的蕭條回復到世界經濟,此時,資本主義民主在政治和經濟上穩定地發展。吉爾摩將人民對國家的忠誠視為維持社會規範及其穩定的因素之一。他的論點在於,如果國家無法明顯地表示出對人民的關心,那麼,人民就無法感覺到國家對他們的愛,也就無法忠誠以對。這個關鍵性的論點能使政府找到自己最適合的角色。吉爾摩堅持,「這些重視權威和忠誠的保守黨員總會排除了夜晚巡守者的地位。」Harold Macmillan早在吉爾摩之前,就支持在《中間路線》裡的觀點:「如果資本主義的運作使得私人資本的理論成了一種原則」,以及,依照「我們很久前就應該要有內戰」的觀點,國家所有的干涉行為已經受到控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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