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福利國家
  半集體主義者接受半集體主義國家。然而,他們把社會福利當作一種機制,這種機制能操縱市場,使其控制缺失得當。他們不把社會福利看成是改變社會和經濟的工具,不把它看成是增進美好人生的工具。他們接受市場的缺失來達到基本的需求、接受當代家庭無能力達到需求,然而這些需求,對於早期的家庭而言,是可以達成的。他們也接受現今的經濟成長無法單純靠自己終止貧窮。他們的價值觀和對社會規範的實際關心帶領他們接受和贊成社會福利國家。吉爾摩提及一項半集體主義的傳統,「只有自由的理論家,而非保守主義者,能在社會福利國家裡看到一些本質上的錯誤。」國家分配的社會福利措與一些守舊原則一致。
  凱恩斯對於我們所認為的社會福利國家,並沒有直接說些什麼。不過,他明顯地投入和關心社會福利措施及其後續發展。哈羅德說,貝佛里奇針對社會保險所做的研究報告裡,有一種普遍性的哲學,這個哲學與凱恩斯的看法一致。凱恩斯也因此給予貝佛里奇的提議溫暖大力的支持,即使在早些年前,他也曾說服貝佛里奇減少財政部的義務。身為一個人道主義者,這個哲學令凱恩斯感到高興,因為凱恩斯在意的是社會問題的廢除。藉由這個哲學思維,也能重新分配購買力,將錢花費在最需要購買的物資上。
無論是貝佛里奇或高伯瑞,個人福利措施是他們最終關注的目標。由於要保存基本的自由權,貝佛里奇準備策劃使用國家的能量。至今,仍不需設限,為的是要廢止這五項巨大之惡。我們需視這五大惡:欲望、疾病、忽視、骯髒和懶惰為大家共同的敵人。為了要尋求永恆的平安,我們需要將這五大惡視為一體來對付。「這是社會道德的意義所在。我們應該拒絕短視近利。」高伯瑞對於美國資本主義的看法是根深蒂固於一個信念:資本主義不能臣服於個人福利或公眾利益。他的目標是要國家關心社會福利、關心公眾利益,和擁有美好的生活,而這才是真正的社會福利國家。
  國家對社會福利所扮演的角色,貝佛里奇和高伯瑞皆走同樣實用的路線,也就是要廢止可以免除的問題。國家所要扮演的角色要有反應,而非只是進步;它必須是問題導向。他們所關注的是提供私人企業無法足夠供應的,並透過法律或者是縮減收入來廢止欲望。高伯瑞認為,國家還需要供應國家服務,在多產時,要能刺激需求,而在缺乏時,能解決貧困的問題。
  貝佛里奇強調的重點在於,一個國家成就的最小值。他也贊同Winston Churchill,一位在他之前的政治大師。這位大師認為,「我們想畫一條基準線,這條基準線以下的人民無法維持生活和勞力;而這基準線以上,他們正用所有的力氣來抵抗。在這一條基準線以上,我們允許自由競爭的發生,而我們希望自由競爭的基準線可以往下延伸。」貝佛里奇對社會保險的計畫在於,他只是希望能將人們的欲望降低到任何不需要的情形之下。「在所有指向完全就業率的開銷上,我們首先要做的,是要讓所有人民的居住環境、健康、教育和營養都能完善,並且要能有足夠的投資來提高後代子孫的生活品質。」然而,若要提供多於基本值,是絕對不能只靠政府的。貝佛里奇認為,政府義務的協助如果多於基本值的話,就會對個人的自由造成威脅,因為人們便無法對自己的錢作最好的運用。國家提供的最小額度不但會廢止人們的欲望,也讓人們能有自由管理錢財的空間。
高伯瑞比貝佛里奇先準備好,他要為那些失業的人籌措一筆保證的收入額度,這會促使有工作的人將薪資提高到這一標準。當然,貝佛里奇看重的是維持生計的基本額度。高伯瑞則關心相對貧窮的情形,而非基本需求。不過,高伯瑞之所以會使用這強有力的武器來提高低薪的理由,就是他與貝佛里奇站在同一陣線上,所以他了解到,國家需要使用所有可以取得的能量來廢止欲望,但仍要保守一些基本的自由權利。
為確保國家能提供人民的最小額度,貝佛里奇的利器就是保險。這歸因於許多不同的理由。保險似乎能夠涵蓋除了基本額度以外的一切,從個人儲蓄到選擇的自由。它也將國家、個人和貝佛里奇理想的自願性組織之間,畫了一個基本的組織圖。再者,社會保險並不會引起政黨政治事件的發生,而這似乎也讓他的計畫,仍有很大的可塑性來實踐。
然而,對貝佛里奇來說,捐助保險最決定性的議題在於如果沒有經濟情況調查,這將會是唯一確保權益的方法。經濟情況調查的迴避是相當重要的,因為這樣的測試抑止人們投入任意保險和儲蓄。節約是重要的美德,在經濟上,它也一樣重要。社群中所有的儲蓄額中的大部分在未來都能流入許多人民適度的儲蓄裡,這比資金掌握在富豪手上還來得好。為了要刺激儲蓄節約,基本的好處是要讓人民不需經過經濟情況調查這道手續。捐助的方案也很重要,要避免讓國家成為一個無底洞的愛心錢包,要讓人民知道付出代價的重要。
即使貝佛里奇對於任意保險的認知非常少,不過即使如此,任意保險在他的計劃裡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在他的基本觀念裡,國家計畫應該保留一些空間來鼓勵人們加入任意保險,以便能提供大於家庭開銷的基本額度。在生計範圍之上的利益分配應該屬乎個人的責任,而國家也有義務確保是否有足夠的空間來施行並鼓勵人們加入任意保險。事實上,貝佛里奇所做的,是從自願性要素的中心開始起步,並且以國家計劃來支撐著。
貝佛里奇的請求是國家能認定一個足以理解的途徑來通往社會福利。因此他以三項假設條件來制定社會保險計畫,此三項假設分別為:國家醫療服務、生活扶助和完全就業率。如果我們將病人和治療程序之間的經濟阻礙移開的話,這能使可避免的疾病終止,但這是消極的手段。而積極的手段能使預防和治療的設施擴增。他也清楚地指出,醫療看護的開放是國家計畫的邏輯推論,在生病期間,病人所能獲得的益處。如果因為缺乏醫療而讓疾病延續的話,這筆費用可是沒有任何政府可以負擔得起的。生活扶助金在任何的政策裡,都是確保國家基本額度的重要元素,這是因為工資系統本身並不會中止貧窮。我們需要一個關於「完全就業率」的政策,這是因為,如果政府僅能透過保險或資助失業者來維持他們基本的生活水平,實際上這樣的配給是無法帶給人民幸福的。國家不應該認為,透過失業救濟金的制度可以降低失業率。要解除他們的苦,應該要給予確實治癒病痛的治療,而不只是減輕疼痛。
  貝佛里奇廣泛地談論國家對於社會福利的關注,而不只是單純的人道精神。他也強調有些福利開支,比方說是教育,應被視為公有投資,這樣較有可能得到好的回應。除了教育以外,生活扶助金也是一個適用此論點的好例子。至於失業救濟金,他鼓勵放寬分配額或許能在經濟蕭條時維持購買力,以減緩事件的嚴重性。
  高伯瑞對於國家在社會福利中扮演的角色是比較實際的,而非意識形態。他重申,當其他種類的配給失效時,國家應負之責任並不是關乎原則,而是關乎需要。這是他對新社會主義擺下的負擔。他相信,一個富有的社會,單憑其本質,便能增加對社會福利從中介入的需求。比方說,要照顧職業婦女的孩子、職業婦女有工作,所以有收入,有收入便能消費,消費是工業生產販賣的動力──如此的循環可使就業率得以延續,也或者,打擊導致富裕社會傾斜的非法事宜,還是為富裕社會中人們易患的富貴病,如肥胖、心血管硬化、酒精的過度消耗所造成的意外、肺癌、心臟疾病、精神疾病等等,提供醫療服務。
  因為變化越來越大,使得社會福利發展的範圍也越來越大,這也促使國家分配和調停的發展。同時,這也使得私人分配的有效性越來越低。成長工業,也就是所謂的計畫經濟,抓著國家的耳朵,變成了公有花費的主要受益人。公有政策的設計是為了要服務人民,以達到他們的需求。政策施行的途徑可以透過高等教育的學習過程來增進他們所需要的技術,也可以直接或間接地透過資金的援助,如津貼,還有便是投資市場或公有投資,而不僅只是確保醫療或居住上的服務機制。結果顯示,如果公有服務殘破不堪,那麼它幫助人的力量薄弱;若服務多元豐富的話,在協助人時就非常有力。
  高伯瑞的中心思想是與「貧窮」同在,而非「不平等」。如果單從經濟成長的角度來看,消弭貧困絕非易事,不過,如果我們能從社會福利服務的角度切入,那麼我們就能找到一個具有潛能的利器來對抗貧窮。他認為,較好的學校,較好的營養午餐、獎助學金的授與、免費的醫療看護和再教育的機會都有扮演著不可缺少的一環。同樣地,針對重分配施行價格與收入的政策、抵抗種族歧視和最低薪資的立法等,也是如此。他的建議總是一種「想像」。比方說,在《富足的社會》裡,他的計畫書裡提到,長久以來的積極歧視變成了傳統智慧的一部分,也就是,為了有效地消除貧窮,我們的確必須對貧困社區的小孩投入相當比例的心血。他把重點放在如何達到社會平衡,而非社會重分配。他這麼作,是企圖要將福利政策畫分於政治之外,如此一來,便能把它歸於社會問題的範疇裡,這是所有正直人承認並與以譴責的問題。
社會民主的難題對半集體主義而言反映在新舊兩個面向上頭。他們接受由福利、私人資本及公有三方面的混何經濟。比方說,對私人用藥的抗議是出於實際功效,而不是他們的原則。出錯的並非私人用藥的存在,而是如此一來,它的成長會扭曲在技術人員和專業設施上的合理配給。私人區域成長的答案是為要增進公有分配的質與量。
半集體主義者的另一項老生常談,在社會民主的思維裡重現,就是對貧窮的攻擊首要成為福利國家的中心功能。歐文認為,要測試一個社會的公正性,並非是去評斷這個社會有多少不平存在著,而是要看看窮人是如何經營自己的生活的。所以,一個公正的社會也可能會漫布極端不平。這個用來測試福利國家政策是否公平的準則限制在一個範疇裡,比方說,何者會使所得利益減至最低?普遍為人所相信的政策常常過不了這一關。
  半集體主義者的新論調是希望分散公有福利的計畫與控制,使其民主化,也希望能降低中央政府在福利分配上的角色。如果地方社區能受到鼓勵而負起更多責任來維持醫療和社會服務的水準,那麼責任便可因此分散管理。「一個不被認同的集權理論」,歐文說,「是無法面對當地的問題,也不能決定事情的優先處置權。」
 由於其他機制分配的失敗導致半集體主義者接受國家涉入福利分配,這是具有有利條件和需要下的決定,像是社會的需要以及個人的需要。然而,他們對於國家壟斷有著一定程度的焦慮。而且,他們也偏好以福利、公私混合利益和任意分配的混合式經濟。比起費邊社會主義者,半集體主義者對於國家配給的效力和代價仍存在諸多的評論。
  整理來說,半集體主義者的目標是要淨化資本主義本身的無效率和不公平,以便能倖存。他們相信資本主義對經濟組織來說,仍是最具效力的形式。但是,他們認為,除非資本主義能經過改革和重整,否則它是註定要失敗的。他們相信,資本主義和計畫是合諧一致的。他們相信,政府的介入能使資本主義注入道德的熱血而為大眾所接受。他們也相信,這樣的介入是一項實用性的提議。資本主義的好處可以因而被保留,尤其是它在創新上的能力;而它所無法為人接受的則被清乾淨了。
  在一九七○年早期,半集體主義者和費邊社會主義者似乎連成一氣,存有一同拯救改革資本主義的決心。他們所提出的混合經濟與其他的經濟體系相當地不同,也因此使凱恩斯和貝佛里奇深感震撼,並且再度深究其結構。它似乎漸趨穩定,也獲得了更多成功的喝彩。十年之後,半集體主義者和費邊社會主義者再度受到攻擊。至少目前為止,他們的成就成了消逝的回憶,而他們的創意也遭受抨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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