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境界

社會福利國家
　　半集體主義者接受半集體主義國家。然而，他們把社會福利當作一種機制，這種機制能操縱市場，使其控制缺失得當。他們不把社會福利看成是改變社會和經濟的工具，不把它看成是增進美好人生的工具。他們接受市場的缺失來達到基本的需求、接受當代家庭無能力達到需求，然而這些需求，對於早期的家庭而言，是可以達成的。他們也接受現今的經濟成長無法單純靠自己終止貧窮。他們的價值觀和對社會規範的實際關心帶領他們接受和贊成社會福利國家。吉爾摩提及一項半集體主義的傳統，「只有自由的理論家，而非保守主義者，能在社會福利國家裡看到一些本質上的錯誤。」國家分配的社會福利措與一些守舊原則一致。
　　凱恩斯對於我們所認為的社會福利國家，並沒有直接說些什麼。不過，他明顯地投入和關心社會福利措施及其後續發展。哈羅德說，貝佛里奇針對社會保險所做的研究報告裡，有一種普遍性的哲學，這個哲學與凱恩斯的看法一致。凱恩斯也因此給予貝佛里奇的提議溫暖大力的支持，即使在早些年前，他也曾說服貝佛里奇減少財政部的義務。身為一個人道主義者，這個哲學令凱恩斯感到高興，因為凱恩斯在意的是社會問題的廢除。藉由這個哲學思維，也能重新分配購買力，將錢花費在最需要購買的物資上。
無論是貝佛里奇或高伯瑞，個人福利措施是他們最終關注的目標。由於要保存基本的自由權，貝佛里奇準備策劃使用國家的能量。至今，仍不需設限，為的是要廢止這五項巨大之惡。我們需視這五大惡：欲望、疾病、忽視、骯髒和懶惰為大家共同的敵人。為了要尋求永恆的平安，我們需要將這五大惡視為一體來對付。「這是社會道德的意義所在。我們應該拒絕短視近利。」高伯瑞對於美國資本主義的看法是根深蒂固於一個信念：資本主義不能臣服於個人福利或公眾利益。他的目標是要國家關心社會福利、關心公眾利益，和擁有美好的生活，而這才是真正的社會福利國家。
　　國家對社會福利所扮演的角色，貝佛里奇和高伯瑞皆走同樣實用的路線，也就是要廢止可以免除的問題。國家所要扮演的角色要有反應，而非只是進步；它必須是問題導向。他們所關注的是提供私人企業無法足夠供應的，並透過法律或者是縮減收入來廢止欲望。高伯瑞認為，國家還需要供應國家服務，在多產時，要能刺激需求，而在缺乏時，能解決貧困的問題。

政府扮演的角色
半集體主義者相信，對於未來社會所有的公眾利益而言，政府是一個獨立個體，在基本的實際層面上，政府行為可以有所協助。在一九二四年之前，凱恩斯認為自由放任主義必須捨棄，不過這並非輕蔑一個好的傳統信念，而是因為，無論我們喜歡與否，我們已經無法預見其成功了。
五十年以後，吉爾摩正巧也對同一個詞「自由放任主義」發表意見。他說，「自由放任主義並不是一項選擇。」這個見解是以高伯瑞的「社會主義」為條件基礎所發表出來的──僅視一塊又一塊的社經生活為一般的科技發展之後，公眾管理便沒有選擇的餘地了。
　　哈里斯在最終的討論時，有個論點與貝佛里奇極為相似，「貝佛里奇對一個已計劃社會的最終交托，不能視為他內心喜好的回音，而是要視為一種不甘願的承認。這是因為，他所相信的已經成為了實際的需求。而這個需求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以其他的方式來管理複雜的工業社會已經顯然失效了。」
政府干涉調停的基本實例是實用的。行為的程度和範圍也都是基於實用的因素。如吉爾摩所說，「政府活動並沒有既定的前線位置。」範圍的設定是基於經濟和社會的目標和需求來加以劃分，而非仰賴抽象的理論或信念。政府行為若要達到這些目標，也是需要根據不同的情況做更動。人類與社會的需求和目標比抽象的原則來得重要。

社會和國家
非集體主義者對於社會的分析，主要著重在幾乎完整的經濟運作機制。他們本質上守舊，接受了世界運行的社會和政治規範，對於階級分層並沒什麼話好說。唯有高伯瑞嚴肅關注權力問題。
至於社會組織，半集體主義者描繪社會時，認為它的一致是多於衝突的。然而，比起反集體主義者，他們對於統一市場機制的力量，並沒有太過重視。貝佛里奇和吉爾摩都明白表示他們對不規律的市場機制堪憂，因為它容易在社會的各階層中有所區分，成為反對和衝突的根源。不過，他們卻沒有將階級或族群差異視為無法妥協的現象，而是看到它們在社經上的發展。它們幫助減少社會壓力的貢獻。高伯瑞認為，在美國，經濟成長的衰微與收入分配模式有關。他建議，經濟成長的功能是化解不平的一種溶劑，歸因於三個理由：首先是，它增加了社會的流動性，以致於減少對於不均的憂慮。再者，由於富者顯著的消費，使得他們減少了利潤，呈現了不均的現象，導致經濟的衰退。第三，經濟成長培養了社會更廣泛的多元發展。僅靠財富的聲望已與政治家、技術專家、經理、電視明星等等所產生的聲望相抵。
　　半集體主義者對於經濟機制的中心元素，就是對無紀律的資本主義的嚴厲評論。然而，這些批評需要仰賴對其基本的認識及把握。資本主義的主要裝置是－競爭、私人資本、獲利動機、價格機制和自由市場。當它受到充分地修正和規範時，這些裝置可成為經濟活動的最佳基石。的確，大衛‧歐文說，經濟只有在混合經濟的框架之下才有成長的可能。純粹資本主義和純粹社會主義則無望達成這個目標。以經濟發揮其最大效能為前提，威廉•羅傑斯以近似的辭彙來強調「自由市場」其令人無法接受的特性，以及操控獲利、競爭和銷路的基本市場要素。處於自由競爭市場、趨近最大效能的工作和透過重分配的社會改革政策而造成更好的均等，此兩者之間並無矛盾。半集體主義者對於資本主義的批判可以透過四個主題來窺知一二──資本主義並非自我控管的；資本主義既浪費也沒有效率，而且會導致資源分配錯誤；它自身並非是廢止不平和貧窮的工具；它創造了許多威脅政治穩定的環境條件。
一個自我管理的經濟運作體系，其宗旨令人感到非常舒適。它包含了兩個基本要件──無論在經濟或政治的背景之下，國家管理行為都非所需。在經濟的背景之下的國家行為之所以不需要的原因，根據薩伊的《市場定律》，自動化生產為自身創造了充足的市場需求。高伯瑞說道，「任何一個人，不管他是否接受薩伊定律，在1930年之前，社會皆以這個基本測試來辨別他是經濟學者，還是妄想者。」

社會價值觀
半集體主義者與反集體主義者在許多面向中有相同之處。這兩個團體對於「自由」、「個人主義」、「競爭的私人企業」有一致的信念。然而，半集體主義者所秉持的並非如反集體主義者如此地絕對。他們的價值觀傾向條件性，並且需要透過知識與智慧累積的實用主義來證實。
他們的「實用主義」確信資本主義並非能自我調節。接續，他們也相信資本主義是運作經濟最棒的體系，不過，他們認為，如果要使這個體系有效率並公平的運轉，則需要精準明確的控管。即使它的誤差會很大，不過它是可以經過修正的。從他們的觀點看來，這門學問的起頭並非依據抽象的理論說明它是如何運作，也非我們期待它能怎樣運作，而是去研究整個體系自行運作的實際狀況。凱恩斯寫道：「最好是世界經濟的運作能照著經典理論呈現的方式走，這是我們所認為最好的方式，只不過，這樣的理論前提是人類免除所有災難。」吉爾摩建議：「跟凱恩斯有關的關鍵事實是他傾向實際情況的發生。」他視失業為一種難以忍受的災厄，拒絕接受它是無法避免，也不能接受這類情況能夠自救。他提出了補救措施，花了一些時間便使他的論述臻於完美。英國經濟學上的傳統傾向將抽象論理歸類為反集體主義思維之下的基本要素，這是凱恩斯所無法接受的。
實用主義的發展導致半集體主義者產生一種看法，他們認為政府的行為因其本質與限制無法在抽象的原則上站穩紮根，卻在一些特定的情況底下能夠以它所佔的優勢得勝。吉爾摩說道：「不管是採用實用主義還是有政府在當中插手干預，仍舊沒有什麼不變的規則，這些方法仍將取決於環境所擁有的條件。」
　 貝佛里奇總是主張沒有任何單一的方式能達到完全就業率。最佳的途徑是綜合採用幾項方法：「我們在特定的某些領域裡，可能需要國家壟斷所有權。不過雖然私人企業在某些領域裡臣服於公眾的掌控，在其他的領域當中，私人企業能發揮自身完全的能力，免除被掌控的危機。」以上的途徑在哈里斯略述貝佛里奇對社會主義的態度中，恰巧能緊密接合。哈里斯寫道：「貝佛里奇強調社會主義並非為一項原則，也非解決問題的工具或者是最終的目的，而是一種技術，當我們找到其他方法解決問題時，社會主義必須包含在實用基礎的要素之內。而當成功時，我們就持續進行，不過一旦失敗了，我們就必須遺棄它。」

半集體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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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並不容易去定義半集體主義者。相較於對毫無規律的自由市場缺乏信心的反集體主義者而言，半集體主義者與其迥異。對於政府管理的經濟，半集體主義者只對於民生必需品及公益上的潛在發展有信心。同時，他們熱切的贊同私人資本主義、不甘於接收政府的政策執行，並激進地拒絕平等主義政策，這使得他們與費邊社會主義分道揚鑣。因為如此，他們屬乎一種激進份子──傾向守舊、因循古法的激進份子。黑德爾說：「創設『凱恩斯革命』理念的學者們，他們並非是政治或社會革命份子，反之，對於舊制的社會秩序，他們是具有遠見的一群人，也因為如此，他們看見了廣泛潛在於社會中的悲劇以及失業危機。